退休那天，我取出了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属于自己的养老金。

　　我没想买金镯子，也没想给谁留着。

　　我只想给自己配一副助听器。

　　这些年，为了省钱，我一直舍不得。

　　可丈夫却一把抢过银行卡。

　　「你一个老太婆，耳朵聋了正好，听不见还能省电费。」

　　儿子也跟着劝：

　　「妈，宋阿姨丈夫刚去世，我们替她买块好墓地，也是积德。你先忍忍，以后再配。」

　　我看着他们，一个是我照顾了四十年的丈夫，一个是我省吃俭用养大的儿子。

　　他们舍得给外人买墓地，却舍不得给我买一副助听器。

　　我没有争，也没有闹。

　　只是低头笑了笑，把银行卡递了过去。

　　因为我知道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，从我身上拿钱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去了律师事务所。

　　医生告诉我，我得了脑瘤，只剩半年。

　　我这一辈子，都在替别人活。

　　剩下这半年，我只想替自己活一次。

　　01

　　退休证发下来那天，我从厂里人事科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。

　　四千三百六十块。

　　我攥着存折，手指头有点抖。

　　我想配一副助听器，早就打听过了，市里那家助听器中心，三千八百块能入一副门。

　　剩下五百六，够给豆豆交两个月幼儿园伙食费。

　　我骑着电动车回家，路上风灌进耳朵里，嗡嗡响了几十年的声音今天格外大声，好像连它都知道，我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钱。

　　推开家门，客厅里麻将声噼里啪啦。

　　李建国坐在主位叼着烟，儿子李宋霖坐对面，旁边两个老邻居。

　　茶几上烟灰缸满了，瓜子壳撒了一地。

　　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」李宋霖头都没抬。

　　我弯腰换鞋，目光习惯性扫过鞋柜，上头摆着一副崭新的寿桃摆件，金灿灿的。

　　上周李建国从古玩城淘来的，说是给宋阿姨母亲祝寿用。三百八。

　　我那双老北京布鞋，底磨穿了都没舍得换。

　　「养老金发下来了。」我轻声说。

　　李建国捏牌的手顿了一下，烟灰掉在裤子上。

　　他立刻丢了牌，朝我伸手：「拿来吧，别搁你那儿弄丢了。」

　　「我想先配个助听器」

　　「你一个老太婆，耳朵背点有什么关系？」李建国站起来，麻利地从我手里抽走存折，「省电费！」

　　李宋霖在旁边笑了一声：「爸说得对，妈你听不见正好，省得我打电话老嫌你唠叨。」

　　我张了张嘴，喉头发堵。

　　李建国把存折揣进自己口袋，重新坐下摸牌：「对了，你宋阿姨那边刚传来信，老陈走了。咱得表示表示。」

　　李宋霖立刻接话：「是啊妈，老陈这一走，宋阿姨一个人多不容易。我们给她在城郊公墓买块好点的地儿，也是积德。」

　　「多少钱？」我问。

　　「不贵，才四万二。」李建国轻描淡写，推出一张红牌，「和了！」

　　我站在原地，没动。

　　四万二。

　　一块墓地四万二，差不多是我三年不吃不喝挣的钱。

　　将近三年的命。

　　我往厨房走。

　　灶台上堆着昨晚没洗的碗，豆豆吃剩的奶酪棒包装纸扔在菜板上。

　　我拧开水龙头，冰凉的水冲在手上，眼眶烫得生疼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照常做了四菜一汤。

　　李建国和李宋霖吃完饭，便匆匆去了城郊公墓。

　　我一个人收拾完碗筷，第二天去了医院复查。

　　医生把CT片放到灯箱上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　　「陈阿姨，脑部胶质瘤。」

　　「恶性。」

　　「保守估计，还有半年。」

　　我坐在那里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　　半年。

　　原来我这一辈子，已经快走到头了。

　　从医院出来，我骑车经过城郊公墓。

　　远远地，我看见李建国捧着白菊，和李宋霖一起陪着宋绍芬站在墓前。

　　三个人并肩站着，像真正的一家人。

　　我没有停。

　　回到家，我从床底翻出那只铁皮饼干盒。

　　里面是一千二百四十块。

　　是我攒了很多年的私房钱。

　　我数了两遍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去了律师事务所。

　　02

　　我叫陈秀丽。

　　六十一岁。

　　退休前在纺织厂家属区做清洁工，扫了三十二年。

　　李建国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机修工，技术不错，就是爱喝酒。

　　他挣的钱从来拿不回家。

　　「厂里效益不好，缓发。」他总这么说。

　　可给宋绍芬买金戒指、买手表、买电风扇，他从来不手软。

　　我那时不觉得苦。

　　我得带儿子、要还房贷、要供李宋霖上学、买菜做饭交水电。

　　我得干活。

　　清洁工工资低，我就每天多扫两趟。

　　夏天三点出门，冬天四点。

　　扫完家属区再扫街边的公交站台。

　　年轻时不觉得累，只觉得日子有盼头。

　　李宋霖考上大学那年我高兴得哭了一整夜。

　　「咱儿子出息了。」

　　李建国点点头，第二天递给我一张信用卡账单：「宋霖的学费，你先垫上。我下个月发奖金还你。」

　　那个「下个月」，等了十八年。

　　李宋霖毕业、结婚、生孙子，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掏的。

　　首付三十万。装修八万。

　　孙子的奶粉钱、辅导班、校服、春游，全是我掏的。

　　李建国的工资我从来没见过。

　　今天下午，我坐在律师事务所里。

　　律师姓赵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

　　「陈阿姨，您确定要把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那套房子，全部捐给市里的听障儿童康复中心？」

　　「确定。」

　　「您的配偶和儿子……他们知道吗？」

　　「不知道。」

　　赵律师翻着我带来的存根，三十年的银行汇款单、现金交款凭证，发黄的、崭新的，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。

　　她翻了几页，手指停住了。

　　「阿姨，您这三十年的还贷总额，已经远远超过房产本身的价值了。」

　　「我知道。」

　　「您儿子知道吗？」

　　「不知道。」

　　赵律师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问我：「阿姨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」

　　「你说。」

　　「您这一辈子，累不累？」

　　我愣了很久。

　　然后笑了笑。

　　「累。」

　　从律所出来天已经黑了。

　　我站在路边等红灯，头顶的路灯「嗡」一下亮了。

　　我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，肿瘤的位置偶尔会隐隐发胀。

　　半年。

　　医生说半年。

　　我忽然想，要是这半年我能好好听见一回世界，听见春天、听见鸟叫、听见有人真心实意叫我一声「妈」，那我这辈子也不算白活。

　　03

　　李建国回来的时候快十点了。

　　他喝得醉醺醺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。

　　「给你买的。」他把袋子扔在茶几上，「好甜。」

　　我坐在沙发上没动。

　　李建国凑过来，喷着酒气：「老太婆，今天咋不吭声？」

　　我抬头看他。

　　那张脸，我看了四十多年。

　　年轻时也算周正，如今皱纹纵横，只剩那双眼睛还亮着。

　　可那点亮，全用在算计别人身上。

　　他往我身边一坐，酒气扑面而来。

　　「养老金那事别往心里去。」

　　「我不是不给你买助听器。」

　　「等过阵子宽裕了，我给你买最好的。」

　　我没说话。

　　他自顾自喝了一口水，忽然低低笑了一声。

　　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帮她了。」

　　我愣住。

　　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　　他看着我耳朵，摆摆手。

　　「没什么。」

　　「耳朵背就是麻烦。」

　　我总觉得他说的不是这句。

　　可耳鸣嗡嗡作响，把后半句话全吞了。

　　他站起来拍拍裤子。

　　「早点睡。」

　　「明天还得给豆豆做饭。」

　　我看着他的背影。

　　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。

　　好像有什么事情。

　　我听漏了。

　　「行。」

　　我轻轻答应了一声。